小思是香港文学散步的倡导者,鲁迅说老调子已经唱完

 必发88唯一官网登入     |      2020-03-26 07:39

《香港文学散步》读后感(一):她认出了风暴

穿过荷里活道真真假假的“历史”,途经小贩云集的文武庙,嵌着“青年会”三个大字的红砖塔映入眼帘。进入正门,小礼堂、小舞台犹在,那是鲁迅先生演讲过的地方。“六十年过去了,你试试站在古老的小礼堂里,依旧,仿佛听见鲁迅的声音。”小思如是说。 青年会礼堂因鲁迅短短两日的演讲,成为香港的文化地标。在小思编着的《香港文学散步》中,此类地标还有很多——蔡元培墓、戴望舒落脚的林泉居、萧红埋骨的浅水湾滩头、文人聚会的学士台。既非旅游胜地,亦非当地人常去,却充满不容忽视的文化气息,较之人造的文化景观要宝贵得多。倘要真正了解历史,跟随故人足迹散步,应当会有别样感触。 小思是香港文学散步的倡导者。“文学散步”这个概念是日本舶来,原是创作者通过散步寻觅灵感,逐渐发展为读者的寻踪。亲历作者生活痕迹、作品中出现的地点,更能加深理解。两者似是反向而行,却能各取所需,甚至发展出了成熟的旅游路线。小思尝试在香港也寻找这样的散步路线,并将其背后的文化渊源集结成书,这便是《香港文学散步》的出版缘起。 探访故地并不轻松。有时须得知情人引路,如寻找蔡孑民先生之墓;有时隐藏在极平凡的一隅,如许地山墓要靠“甲段、第十一级A三穴之二六一五”这样的编号来识得;有时借助想象,如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园一棵倒塌且开出红花的树,似是埋了萧红一半的骨灰。此番辛苦绝非为了满足考据癖,只为踏上旧土虔诚凭吊,在这份虔诚中,方能体味作品背后可敬、可爱而又真实的心。蔡元培对美育的执着,鲁迅殷切的家国之思,戴望舒的满腹心事,萧红的大情小爱……他们是过客,却并不因身在他乡而不竭力表达。 品味香港的文学历史,也在重识香港这个城市。小思书中收录的都是南来作家,有些只是短暂逗留,有些是迫于战事无奈停泊,无一本土作家。这并不表明作者不爱香港,恰恰相反,小思对香港怀有深厚柔情。在她眼中,香港是个可怜可叹的女子:“我目睹香港走过怎样的路,以前被母亲抛弃,后来才拼命相认,有些土生土长的人也不爱她,你说香港是不是也有种悲剧性格?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更关心香港。”她选择的作家,就算心系故里,也终是爱惜着香港。 以香港为阵地的文化活动,正反映了香港的自由和包容。小思认为和香港大学一墙之隔的学士台比前者更经得起“文学散步”,文化人各抒己见的自由空间,比起阶级森严的殖民地学府可亲可贵得多。由是,有了飞速发展的香港,也能窥见后辈学者的努力与传承、珍惜与保护。 小思珠玉在前,时光不再是了解历史的障碍,文化散步可以又淡泊又丰富。多年前,我曾去上海蔡元培故居做义务讲解员。死记硬背先生生平,不及参观陈列馆旧物收获的多。因雨天观者寥寥,就入故居帮蔡先生后人整理旧书。此番见闻,则又胜于观陈列馆了。 故人足音跫然,果真似能隔世相望。文学散步的意义,大抵在此。

好多年前,小思先生请她的学生霍玉英转赠我一本精巧的小书,令我爱不释手,那是港版《香港文学散步》。我把这书拿给出版界的朋友看,很希望此间能出个新版。今年六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真的推出了修订一新的《香港文学散步》,不仅有许多增补的内容,而且版式新颖,开本变大,纸宽字秀,配图也清晰大气,极富历史感。书前附铜锣湾、香港仔、浅水湾等手绘彩色地图五幅,便于今人按图寻访。封面是抗战前思豪酒店的老照片,设计者还别出心裁采用“蝴蝶装”形式,在大照片上叠加了蔡元培、鲁迅、许地山、戴望舒、萧红的肖像照,每人各取半帧,但仍能传递各自神采,一眼就能看出是哪几位。一册在手,现代文学大家在香港的留痕,勾勒得一清二楚;而那些大家的心路、境遇、情怀、文采,也被编者精心选录于书中,一篇篇读下去,他们就成了很熟悉很亲近的人了。这是一本轻灵、好看的书,也是一本沉甸甸的充满历史重量的书。 读这本书,最让人感慨的,就是编着者小思先生对文学的珍爱;当然,也有对香港,对香港历史的珍爱。这些文人在港逗留,除许地山和戴望舒外,其实时间大多不长。小思先生明确地说:许地山如果不死,也一定会离开香港的。当然,有好几位,最后殁于香港,这包括蔡元培、许地山和萧红,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渊源;然而香港的社会和民众,对此似乎并不重视,时过境迁,即少有问津者。作者在寻访他们的墓地时,大多颇费周折。这情景后来才有所改变,如蔡元培墓即在1978年经由北京大学同学会重建。可见,在香港,也并非人人懂得珍爱那些文学大家。但即使芸芸众生中,惟有小思先生一人如此珍爱,也令人感动,也非同寻常。比如鲁迅,只在1927年到过香港。查《鲁迅日记》,先是1月16日自厦门出发,17日午后到港,住一晚,第二日晨就离港赴中山大学了。然后是2月18日坐小汽船与许广平等到港,寓青年会,晚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19日下午再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广平翻译;翌日早晨就又坐小汽船回校了。此外就是同年9月去上海时,28日在香港泊了一天。小思对鲁迅仅有的两次演讲都作了详细介绍。在《仿佛依旧听见那声音》一文中,她写了今日的荷里活道,从街边小摊讨价还价的粗卑声音中脱略出来,抬起头,能看到红砖塔似的建筑上嵌着的“青年会”三个大字,当初鲁迅就是在这里讲演的。那两天都下着大雨,而青年会小礼堂里坐满站满了人。她体会着站在那里的感觉。这是充满感情的寻访、整理和记载。她在书中编入了当年讲演的记录者刘随的文章;她翻查当时的报章,把刊载《无声的中国》的《华侨日报》的版面也收入书中;她还发现,那篇《老调子已经唱完》当年没有一家报纸刊载,也许是因为所谈过于敏感。她在对话中感叹道:“是的,当年鲁迅的讲演,在香港只有一两张报纸报道,市民没有注意。现在年轻一代更‘无知’了……香港没有历史感……”但这种对“没有历史感”的摇头和喟叹,不正是基于强烈的历史感吗?她这么细心的收集编纂,本身也是对历史感的一种提倡和呼唤。所以读这些篇章,我感到,她的这一工作,不同于冷冰冰的辛苦的资料收集,也不同于学术性的复述或归纳,我几乎不能把这和学术等同起来;我以为这更接近于创作,是带感情的工作,是满含兴味而又分外小心地把一点一滴的文学踪迹连缀起来,这更像在写一首长诗。 因为充满感情,所以本书的编纂非常新颖别致,它不是按照哪一家的体例,而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的一种创造性的编排。全书分两部分,前半“忆故人……”,是写人,所写即前述蔡、鲁、许、戴、萧。每人一组文章:前有资料性的“生平”和“香港足迹”,那都编得清晰简洁,字数不多却十分周到;继之是小思自己的文章,多不长,抒说她的寻访过程、具体观感和阅读体验,文风清丽;然后选若干与这位作家在港足迹有关的文章,再选一两篇这位作家自己的文章,两组选文前一般都有精短的“选文思路”;最后,还有一篇小思与友人的简短的“对话”——我以为,书中最有思想含量的文字,大都蕴藏在这些对话中,她在这里既品评人物、抒发人生感言,又有对香港文化的批评,还有更为开阔的思考。选文的多少是从实际出发的,有简有繁,但都很见分量。如蔡元培那一组,选了西夷描绘1940年万人举殡盛况的文章,也选了余又荪写1959年旅港北大同学会为老校长扫墓的文章,还有周策纵1977年拜谒蔡墓的新诗,余光中1978年《蔡元培墓前》的诗并附识;蔡元培的文章只选一篇:《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贤会演词》,这是为突出蔡所毕生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创见。 本书的后半是“临旧地……”,是写地方的,所选的都是文人足迹比较集中的地点,共四处:孔圣堂、学士台、六国饭店、达德学院。如孔圣堂,在1940年,曾举行过庆祝鲁迅六十诞辰的大会,由许地山致开会辞,萧红报告鲁迅传略,接着是诗人徐迟的朗诵和长虹歌咏团的纪念歌;下午有李景波演的《阿Q正传》,还有冯亦代导演的《民族魂鲁迅》。1948年,这里又举行过“五四纪念”,茅盾、郭沫若发表演讲,发出了“新文艺的主要目标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我们需要民主精神”等呼声。而那条叫学士台的小街上,曾活跃着施蛰存、穆时英、鸥外鸥、叶灵凤,还有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但杜宇、曹涵美、丁聪、鲁少飞……在六国饭店的诗人节上,则响起过黄药眠、周而复、陈残云、冯乃超、楼栖、周钢鸣、胡仲持等激越的声音。 此外,附录部分,小思在其中谈论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这就将香港的文学踪迹补得更完整,也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衔接起来了。 虽然本书所记的主要是现代文学的留痕,编着者的眼光却是今天的,她的思考也时时关注当下,甚至未来。如在选鲁迅作品时,她选了当年没能在香港发表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她写道: 我特别选了这文章,长是长了些,但现在读起来,慢慢细味,不禁惊讶:文章不老。鲁迅用刀一般的笔触,直剖中国文化和国情。 今天大家都嚷着求新求变,可是,老调子还是不少,好的坏的,仍混杂一箩筐。 一九二七年,鲁迅说老调子已经唱完,你说呢? 书中还有不少对于人生的独到的感悟,如谈戴望舒性格和命运的改变,小思说:“……他后期的诗作中的一两首佳作,很能看到他澎湃的感情。我认为他也是个平常人,经过家变和牢狱之灾后,改变了是正常的,更显出个人的立体感。……遭逢世变,人会改变,我们必须理解。”说到萧红的命运,她说:“……在现在的道德标准看来也非常‘大胆’,这样一号人物,很难有一统的评价。……萧红这人物争议性大是命定。……萧红刚烈的性格,超越了很多现代女性。现在的女性看似超前,其实软弱无力。萧红却把她生活的不如意变成写作动力,因此即使病重时仍能完成几部作品。她在香港这个陌生的大城市回想故乡,多了一份悲情,也令她想到中华民族的悲哀,促使她完成《呼兰河传》这部巨着。”这里,充满了对人、对文学的同情之理解,既温情,又深刻。这是小思文章独有的风味。 还不得不提的是书中的两篇序,一篇是小思的,一篇是黄继持的,都写得极好。黄文一开头就说:“记得伦敦、巴黎这些城市,一般的街道图外,还有种种式式的游览地图。最使我感兴趣的,莫过于‘文学行脚’。图中既标示古今文士活动居停之地、留连咏叹之区,即使虚构人物故事拟托的里弄坊衢,也注出相应的处所。……不知北京有没有这样的行脚图?中国城市值得绘写的太多了。……上海虽于古稍逊,但近百年文运激扬;若有图可读,便差不多读着半部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关于“北京有没有”之问,真是问得好!以我所知,北京尚无,上海也没有。现在旅游业大盛,注意力多只在观光和购物,这是不能长久的,再深一步,就会进入到人文体验,到那时,各具深度的“浏览图”才会出现。这样看来,小思先生这本《香港文学散步》,正是先行一着的妙棋。就文学踪迹而言,不光北京上海,即杭州、绍兴、南京、重庆、桂林等,材料也应比香港更丰富,而所缺者,正是像小思先生那样,能将文学材料了然于心再变成诗的人。现此间的研究项目已经太多,研究者也满目皆是,其中会有几个如小思先生那样的有心人么?

“现场”是理解《香港文学散步》的关键词,作为为数不多的一手资料、一手感性的学者,能否讲讲让您难忘的文学现场故事? 小思:难忘的故事很多,都是慢慢做出来的。比如发现鲁迅1927年2月在香港演讲的次日,《华侨日报》刊登了他的演讲稿:《周鲁迅先生演讲词 “无声的中国”》,找到这份报纸时很激动,原来没经过改的面貌是这样的。你们现在在《鲁迅全集》里面看到的演讲稿是鲁迅修改过的,但香港的很不一样,他讲的普通话由许广平翻译成广东话,香港的广东人又把它变成普通话,经过多次转译。这次印出来,我觉得很有趣。 我做《香港文学散步》的过程感慨比较多,从前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化人在香港待过,或者最后葬在香港。比如我第一次看到许地山先生坟墓破败的样子,心里难过,竟然几十年没人来上过坟。他太太八十年代在南京对我说:“我好久没去香港了,你能帮忙去看看吗?”但她也没地址,我就去找。那个时候的华人坟场山坡塌陷得很厉害,几十年没人上坟,墓碑也模糊了。我找到后第一眼看到,简直无法想象,从小学就念《落花生》,影响我那么大的文章作者,坟墓居然变成这样子,实在令我难受。 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它破败的情况拍下来。如果他太太没告诉我,我也没去看,那以后怎么办呢?那时我除了难过之外,还想到,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让他们知道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多人在文化耕耘的地方,我们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但那么好、那么重要的作家在香港待过、葬过,我们居然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呢?我莫名其妙地悲从中来,觉得必须负担这个责任,把这个消息传开去,让人们知道。那时我在报上有个专栏,就在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件事。那篇文章出来,我教中学时教过的学生看到,她说老师给我坟墓地址,让我去看一下,也没多说什么。她在殡仪行业,我说不如你帮我修好,我给钱。好久没有下文,她再打来电话时,说已经修好了。我去看,果然弄得很好,给她钱也不要,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做的。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工作由女儿接着做,每年都会去给墓碑上的字描金,每次去看,字还是像新的一样。 这是不是您做《香港文学散步》的缘起? 小思:也不是,这之后还去看过蔡元培墓,也是孤零零的,《香港文学散步》里有余光中在坟前拍的照片就是。后来知道北大在香港、台湾的老学生把墓修得比较大,就放心了。我那会儿还没开始做《香港文学散步》,在教中学。每年“五四”前,一定要给学生讲蔡元培的故事,居然很多学生会去上坟。我就觉得,如果不对学生讲,那就是我的问题。再后来不教中学了,没机会讲。然而手头资料也多起来了,当时市政局图书馆的朋友建议我办一次公开演讲,我就去了。没想到反应很好,原来这么多人感兴趣,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慢慢觉得有必要写一些专题,就每个礼拜写一篇,这些文章就变成了第一版的《香港文学散步》。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 您说过,做《香港文学散步》不是为了怀旧,它和那种文艺的怀旧具体差别在哪里? 小思:一个坟墓,塌破了,很惨,你看完哭一场——先看到再感觉到,然后怀旧,也不错,但之后呢?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之后要反省应该做什么,做哪些自己分内能做的事情。比如去过许地山墓后,我搜集资料、细心研究,写了很详细的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年表,还写过一篇文章讲许地山和香港大学的关系。很多人说我是怀旧,我想,如果你说我第一步是怀旧我不反对,但之后以个人能力能做什么,这个才重要。 《香港文学散步》里的地方,您都去过很多遍,最有感情的是哪里? 小思:作为历史研究,我觉得不应该偏爱。我是个很感性的人,感性作为动力是好,但动力过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去稳定自己不偏不倚的看法,那才对得起历史。 许多人都说我在研究本土,注重本土。我觉得存有误解,我是把香港当成我生长的地方来理解,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派别来看待。我说,在家庭里,你理解爸爸妈妈、祖父祖母,难道不对吗? 我们今天讲传承,处处可见的却是断裂。其实现在年轻人对自己城市的历史并不了解,就像上海虽然有鲁迅故居、巴金故居,但大多数高中生没有去过。 小思:历史感很重要,必须懂历史才有“感”。一个中国人如果不念中国历史,就不能鉴古知今。你说让年轻一代爱国,但连国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么爱呢?而怎么叙述真实的历史很重要,说的人对历史的感觉也很必要。看书对了解历史当然重要,但如果小学生、中学生在认识过程中,由一个有感情的人告诉他,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们读书时老师怎么教历史呢?必发88唯一官网登入, 小思: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教中国历史的,但英国人很懂统治香港人的策略。五十年代我读中学,当时香港政府不让中国历史科里有鸦片战争部分,因为那段历史有关割让香港。但英文学校却念的,因为他们念的是英国历史,在英国历史里鸦片战争是贸易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中学生少念一段历史,没太大问题,反正有中国历史科可念,老师也认真讲授,让我们培养了历史感。我跟很多人说,盼到九七,重回祖国的怀抱,以为历史科会变得重要了,谁料现在,香港教育却不大重视历史科。 有人认为《香港文学散步》中失选了香港大学部分,怀疑您因它是殖民地的典型英式老校,而且中国文化人与它没有什么关系,故失选。这是否代表了您那一代香港知识分子对港英时代的抗拒? 小思:不能说“失选”,我写过港大,只是没收进这本书。刻意不选这太不像我,如果它是殖民地老校,我岂不是更要说?它是唯一一所英国人培养了那么多精英的大学,我不会因此不选它的。我研究香港早期文学的《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正准备再版,里面有篇文章就是说港大。因为我研究许地山,一直在看各类资料、文献,搜集香港大学要聘请他的原因。为什么他刚到香港时那么风光,几乎每天都有记者去采访,以后却都没声音了。我还奇怪,为什么很多重要的事情他改革了一大堆,譬如请来了北大马鉴等人,但好像最后却没做出什么工作。 后来发现,原来英国人不喜欢盘踞在中文学院那些宣扬读经宏道的“太史”,嫌他们不懂英文,又很保守。胡适之来港大时,校方想请他介绍一个懂英文、懂中国文化、懂行政的中国人过来,最终介绍来的是许地山。许地山到港大后很兴奋地以为可以重整,不料英国人只是想利用他把“太史”换掉,把旧的中文教学换掉,把港大中文学院改成汉学系,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翻译合起来的。许地山改革之后,“太史”就走掉了,英国人其实很懂用人策略。 再往后许地山也明白自己被利用了,但也没办法,就慢慢希望和现代文学挂钩。我找到好多别人怎么请他讲演、怎么开会的资料。原来,他大概明白自己在香港的作用了。那时正值中国抗战,他利用香港大学教授的崇高地位,帮助开展很多宣传抗日的工作,所以很忙。香港政府规定,凡举办民间群众活动,事前都需要向华民政务司署申请许可证,得由有名气或有社会地位的人帮忙去作保人。看材料我奇怪,怎么连幼稚园的毕业礼活动许地山也参加,哦,原来因为在会上也可以利用宣传抗日。香港这个地方,你想办法做些曲折迂回的工作,还是有利中国的。 除了许地山之外,朱光潜来过港大,陈寅恪也在港大教过书。但他们和港大发生交集的时间都很短,没什么可以说的。张爱玲在我研究涉及的时间段还在港大念书,你说我写她干嘛,还是要写人在那里做过什么才有一定分量。所以后来再版时,年轻编辑一定要我在书里加张爱玲,我说加吧,也好,毕竟《倾城之恋》发生在香港南区浅水湾。最近香港南区区议会负责人说受我的《香港文学散步》影响,在浅水湾兴建了纪念萧红和张爱玲的地标。所以,这里再重申一遍,港大不能说是“失选”,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足够的人的材料可以写。我写过许地山和港大,因为是论文,所以不能收在《香港文学散步》。收不收殖民地时代的资料,不是我考量的准则,何况要了解香港人,必须要了解殖民地政府用什么策略管理这个地方。英国人精明,当年管香港管得那么顺,也在此。 谈谈您所在的中文大学吧,您怎样做到以一人之力组成中大文学香港文学特藏室的? 小思:早在退休前,我就在为自己藏书如何有效处理作打算。我想把辛苦积存的香港出版书刊捐给中文大学,两任中国人馆长都没接纳,后来上任的外国人馆长倒理会了。因为他自己是藏书家,加上他又很相信具体执行这项工作、有远见的副馆长,特藏室就迅速顺利地开展了。 特藏室的意义在于让大家了解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研究在七十年代末刚起步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当香港回归提上中英谈判日程后,内地有一些人就拼命地赶快去“研究”——赶忙胡乱找资料,想了解香港文学。之前其实香港文学从来没人注意过,一个原因是香港人没有历史感,没有收藏资料的习惯,要研究没那么容易。 1973年我去日本,看到日本的大学收了好多中国资料,这对我是很大刺激。当他们问及香港的种种时,我却答不上来,就会很惭愧。人家认为你是香港人,不应该不懂香港历史的。回到香港,看到只有香港大学有收藏香港书刊报章,因为陈君葆、许地山的关系,所以图书馆有这些资料。如果没有港大这些资料,我就不能起步。 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很漫长,到现在还在做,好在一旦做起来就熟悉路径了。有些旧书店老板知道我要什么,会帮忙留心,而我绝不放过任何香港文化研究的资料,连一张有关的“废纸”也会收集起来,不然材料一闪就没了。昨天我就买了好多旧杂志和画报,找到了叶灵凤投稿的画报。找资料的困难是资料来源越来越少,因为香港人住房多窄小,不易藏书,搬迁中又会丢失。常有人告诉我,我本来有什么什么书,但是给我妈妈扔掉了。 前不久刚读了周保松写您的人物笔记。您说当年选择读中大新亚书院,也是因为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些名字在中学就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您在《一生承教》中写老师,用力到“于生死之际见深情”。薪火相传的新亚精神里,您最珍视的是什么? 小思:不止我一个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很多老师都在默默做这些事情。不过因为周保松写了这篇文章,大家看到了而已,其实默默爱学生的人很多。所谓新亚精神,好像很抽象,很难说。从前我也觉得,在我的身上哪里可以看到什么精神,但后来发现,可能是中国某种优良文化传统在。很多人说用新儒家之类的派系介绍“新亚精神”,我觉得,应该是优良中国传统,是对自己文化的根有不离不弃的感情和坚持。 有一年新亚的毕业典礼上,我做过题为《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的演讲。唐君毅先生就这个主题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提及中国民族之花果飘零。后来唐老师觉得那篇文章不够详细,又发表了一篇,结论是灵根自植。飘零在异地的花果落地,就必须再植;你怎么植?自植的“自”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也不算飘零,唐先生、钱先生都是从内地跑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他们在香港花果灵根自植后,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不忘本,好好努力,在岗位上努力工作,教书的教书,做事的做事,出版的出版,写东西的写东西。周保松其实是受了很多其他老师的影响,他会慢慢写新亚其他老师,你会看到不是一个老师的力量。好比一个人能好起来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帮到的,一定得有好多人在扶持他,而他个人的自植更重要。 对文化的根不离不弃、有感情而且坚持,是您理解的新亚精神。今天似乎没有这种认同? 小思:很难说,根在地面地下,人看不见的。花开呢,又有好大的树枝,可能这棵树枝跟别的植物又连起来,衍生成新的文化。年轻人不一定没有这种民族文化感情,是根在地底,不同花果露在外边,像好多杂色杂音。香港习惯杂色杂音,没有统一起来的。大家都统一口径就没意思了,那不是人类的发展方向。香港杂音多的时候,偶然有些声音把年轻人吸进去了,我觉得,这没问题,不必悲观。 李欧梵教授也说别人都觉得香港国际化,其实日益保守。 小思:保守也有好处,只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才保守。例如我喜欢粤剧,粤剧在内地是广州本土大戏,可能为了守住一些主题,被刻意统一起来,反而变得没有个性。香港的粤剧呢,没有人干预,任你自生自灭,反而古灵精怪地多样生长,但基本优良的艺术也保守得住。所以没问题,你喜欢哪种看就是,不喜欢就不看,选择之后自然有一批人懂得什么是珍贵的。如果从上而下地统一起来,这个珍贵就没有了。 今天的教育塑造的大部分人是一个样子,你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呢? 小思:不明白为什么越说人权、多元,教出来的人反而越来越变成一个模子。可能某些人在策略上觉得统一起来比较安全,但他们不知道统一起来一定会压制一些旁枝的人反弹。我教中学时,遇到很调皮的学生,我会对他说你就皮给我看,皮完他也没辙。现在老师喜欢乖的学生,其实不是学生乖,是心里一团火,等你走开就爆发了。现在的教育,量化了才好管理,好报告上面,统一的面孔容易了解。且也逢事必先作什么“温馨提示”,省得生了事来埋怨政府。 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说,我住在湾仔,湾仔有个修顿球场。我有一张照片,那些围着球场的四层高唐楼,天台都是没栏杆的。为了不进场也可以看球赛,大人小孩全坐在天台的栏杆上面,吊着腿看,但从来没见人掉下来死掉。那时候,一个妈妈养七八个孩子,管不过来,小孩子在家,拖张小凳子扒在露台栏杆上看街景,也不见跌下来。人其实可以自生自灭,不用那么紧张。现在不知为什么,妈妈不敢这么带孩子。现在讲管理,做到了,出问题了就不算我的事。放一个“小心地滑”的牌子,仿佛人就不跌了似的。香港各机构现在为免生事惹麻烦,下雨了提示你要带伞,寒冬了提示要多添衣服,把我们都当成小孩子。其实教育独立思考,教会每个人守法保安,才最重要。靠外力严管、提示,不是好办法。 您和年轻一代说,不要错过那些看似通俗的东西。如果说从前是《经纪日记》这种通俗的东西在表现当时香港的社会、发出社会中真正的声音,那今天我们又能通过什么渠道倾听香港? 小思:现在更容易,因为从前是几个人写专栏,现在在报上、网上写文章的不一定再是职业专栏作家,许多行业的人,都会开栏写生活、写感想、写经验。经纪人写经纪,秘书写秘书,空姐写空姐,越来越多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专栏是了解香港的重要途径,1930年代的上海也是这样。当时上海是名家写专栏,早年香港名家既写大报专栏,也必须写小报专栏,才可以养活自己。叶灵凤名气那么大,也会一天给几家报纸写专栏,我简直不相信他会在小报上写稿。他们要换不同的笔名。当然也有不改的,刘以鬯先生就不改,小报上也用这个名字。内地研究者可能不了解香港文学的这个生态。英国政府的做法是,我看似不理你,任你自生自灭,但如果过了头他就知道。 其实能了解今天香港的途径更多了,多得不得了。因为多,所以要选择,选择很困难,选得准不准会影响你的印象。很多人更愿意相信网上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难处在于你必须很清醒,判断能力要高,才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穿过荷里活道真真假假的“历史”,途经小贩云集的文武庙,嵌着“青年会”三个大字的红砖塔映入眼帘。进入正门,小礼堂、小舞台犹在,那是鲁迅先生演讲过的地方。“六十年过去了,你试试站在古老的小礼堂里,依旧,仿佛听见鲁迅的声音。”小思如是说。青年会礼堂因鲁迅短短两日的演讲,成为香港的文化地标。在小思编著的《香港文学散步》中,此类地标还有很多——蔡元培墓、戴望舒落脚的林泉居、萧红埋骨的浅水湾滩头、文人聚会的学士台。既非旅游胜地,亦非当地人常去,却充满不容忽视的文化气息,较之人造的文化景观要宝贵得多。倘要真正了解历史,跟随故人足迹散步,应当会有别样感触。小思是香港文学散步的倡导者。“文学散步”这个概念是日本舶来,原是创作者通过散步寻觅灵感,逐渐发展为读者的寻踪。亲历作者生活痕迹、作品中出现的地点,更能加深理解。两者似是反向而行,却能各取所需,甚至发展出了成熟的旅游路线。小思尝试在香港也寻找这样的散步路线,并将其背后的文化渊源集结成书,这便是《香港文学散步》的出版缘起。探访故地并不轻松。有时须得知情人引路,如寻找蔡孑民先生之墓;有时隐藏在极平凡的一隅,如许地山墓要靠“甲段、第十一级A三穴之二六一五”这样的编号来识得;有时借助想象,如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园一棵倒塌且开出红花的树,似是埋了萧红一半的骨灰。此番辛苦绝非为了满足考据癖,只为踏上故土虔诚凭吊,在这份虔诚中,方能体味作品背后可敬、可爱而又真实的心。蔡元培对美育的执着,鲁迅殷切的家国之思,戴望舒的满腹心事,萧红的大情小爱……他们是过客,却并不因身在他乡而不竭力表达。品味香港的文学历史,也在重识香港这个城市。小思书中收录的都是南来作家,有些只是短暂逗留,有些是迫于战事无奈停泊,无一本土作家。这并不表明作者不爱香港,恰恰相反,小思对香港怀有深厚柔情。在她眼中,香港是个可怜可叹的女子:“我目睹香港走过怎样的路,以前被母亲抛弃,后来才拼命相认,有些土生土长的人也不爱她,你说香港是不是也有种悲剧性格?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更关心香港。”她选择的作家,就算心系故里,也终是爱惜着香港。以香港为阵地的文化活动,正反映了香港的自由和包容。小思认为和香港大学一墙之隔的学士台比前者更经得起“文学散步”,文化人各抒己见的自由空间比起阶级森严的殖民地学府可亲可贵得多。由是,有了飞速发展的香港,也能窥见后辈学者的努力与传承、珍惜与保护。小思珠玉在前,时光不再是了解历史的障碍,文化散步可以又淡泊又丰富。多年前,我曾去上海蔡元培故居做义务讲解员。死记硬背先生生平,不及参观陈列馆旧物收获得多。因雨天观者寥寥,就入故居帮蔡先生后人整理旧书。此番见闻,则又胜于观陈列馆了。故人足音跫然,果真似能隔世相望。文学散步的意义,大抵在此。——乙未年读小思编著《香港文学散步》

《香港文学散步》读后感(七):两脚量文学长度,一心品历史内涵——读《香港文学散步》

文/吴情香港一岛,长期以来被目为“文化沙漠”,只有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成就可供稍稍提及。在有些人看来,认真比较,香港仅能勉强找出几位作家可以列入文学史:书写武侠故事的金庸,描绘爱情传奇的李碧华,以及生在内陆,现居香港的李欧梵。用他们的话说,香港,根本就同文学绝缘;弹丸之所,方寸灵台,殖民失地,文化未成,文学不就。然而,当我们抛弃一些狭隘偏执的观念,深入香港这座城市,在大街小巷、亭台楼阁中穿梭行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香港不仅有文化,而且风格显著;香港不仅有文学,而且佳作繁多。从五四运动到国共战争,从新文化运动到海派文学,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香港她都或多或少有所参与,有时甚至是事件的中心。就文学而言,不亲身实地在香港行走、散步,不足以谈论香港文学。你说它是“战时孤岛”也好,称它为“文化沙漠”也罢,当你拒绝同它亲近交心的时候,你也将被它回避驱逐。从某种程度上说,小思先生编著的这本《香港文学散步》,就是针对有些人的论断而发出的宣言和驳论。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上半叶,蔡元培、鲁迅、戴望舒、许地山、萧红、张爱玲等名人作家都曾在香港生活过。对他们而言,香港或许只是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人生旅程上的一次短暂停驻。但对香港来说,意义却不尽然。当蔡元培先生在演讲中提及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北大时,难道他不曾以一颗赤子之心对香港教育的未来满怀期待?当鲁迅先生在香港青年会上出现,他口中的“老调子已经唱完”,难道丝毫未曾包含对香港及大陆走向自由的憧憬?当许地山先生在港大中文学院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协助中小学办学之时,难道脑中没有闪过“教育救国”的理想?当他们各自的文学活动竟相展开时,香港也在无形中接受了他们的哺育和滋养。除却文学家的作品、思想、精神和气节之外,相关的人文景观也是温习香港文学所必需。跟随小思先生的步伐,我们依次可以看见孔圣堂、学士台、六国饭店、达德书院等文化场所。尽管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但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历史的余温和质感。香港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留有他们的足迹;而如今,也将重新印上我们的鞋痕。历史与现实交汇,时间和空间网罗,世事无常的感慨对撞人生逆旅的嗟叹。文学家以文学来直面生活,我们也将以文学来深化生命,寻找关怀和意义。作为一名地道的老香港人,小思先生对香港各处的描写,既显得深切动情,又不乏客观细致。从一方石墓到一间书院,从疏离花草到港湾码头,都值得人细细品味。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这本书可以算作他为读者奉献的美育文本。他把教育家、文学家放在历史情境中解读、对话,解答的是疑问,收获的则是启示:文学从来就不是冰冷的,它始终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你,若想体味文学的温暖,首先得有一颗敏锐的、善于感悟生活的心。如要转载,联系。